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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行政法规具体规范所规定的特定事项以外的其他事项，中央立法并不排斥地方立法的介入，地方立法可以进行补充立法。

这么做提升了审判庭多数和少数之间处理内部分歧的弹性。[72] 像瑞士这样受人尊敬的民主国家，涉及联邦法律和国家条约时，迄今为止一直没有落入宪法法院的管辖权。

如果最高联邦机关及其特定机构认为其机关权利受到其他宪法机关的侵犯，那么它们可以通过机关诉讼程序向联邦宪法法院起诉。我提到这一点是因为它能作为错误的制度设计的完美例子，尤其是用来证明，法官和普通人一样，对错误的制度设计的不利刺激作用没有免疫力。即使是很明显没有得到多数支持的建议也会被讨论，而不会被简单否决。[43]在这种情况下，法官通常会将有问题的文件夹在胳膊下，去拜访决议提案的分庭成员，就本案进行讨论。如果根据初步审查的结果，宪法诉愿显然不可受理，或由于其他原因显然没有任何胜诉的希望，则首先将其列入总登记册。

[63]与美国最高院的判例相比，参见：Gertrude Lübbe-Wolff, Die Beratungskultur de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 EuGRZ 2014, S. 509 (510). [64]联合政府中的小党派通常会放弃一个席位的提名权。[36]失败的几乎都是宪法诉愿不会被决定。[67]§ 30 Abs. 2 Satz 1 BVerfGG. [68]也可参见：Christian Rath, Der Schiedrichterstaat. Die Macht de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 Berlin (Verlag Klaus Wagenbach) 2013, S. 51. 此外，特别表决的潜在的共识要求只能在以下前提条件下展开，即特别表决的可能性不能作为常规手段适用，而只是在建立共识的努力失败后作为例外适用。

一个同事曾将这种分配模式描述为牛蛙原则（Ochsenfroschprinzip）。[44]如果讨论不能消除这些疑虑，也不能在必要时安排分庭所有三名法官出席的会议上消除这些疑虑，那么主审法官就必须将该案提交审判庭。当法官不在房间时，秘书会利用空位子将最新送来的诉讼文件妥善放置在正确的架子中。[59]宪法裁判也会受到价值观的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官会轻易将他们的个人价值观转化为宪法信念，[60]顺便一说，法官的价值观和其他人一样，几乎不可能和特定政党的立场几乎完全保持一致。

但是这种分配惯例总是导致结果上的分配不平衡，特别是在采用审判庭程序的情况下。这个房间是文件转运室（Aktenumschlagplatz）。

但在得出这种结果之前，总是要努力找到一个所有人都支持的解决方案。假设R法官已经在一个案件中为第一次审议做了准备。Zum Allgemeinen Register und zum Verfahrensregister s. §§ 60, 61 BVerfGG und unten Abschnitt II. 1. [2]Art. 93 Abs. 1 Nr. 1 GG. [3]Art. 93 Abs. 1 Nr. 3 GG. [4]Art. 93 Abs. 1 Nr. 2 GG. [5]Art. 100 Abs.1 GG. [6]参见§13 BVerfGG的列举。关于特别表决在某种特定条件下促进共识导向的潜力问题，并非就理所当然地意味着，共识导向的讨论在特别表决的法庭上不存在。

因此，审理的诉讼程序总数是9051件，而其中宪法诉愿占8842件。助理们就他们所从事的每一个诉讼程序编写了一份决定草案，并做投票表决。顺便说一句，从统计学上讲，法官们或者非常健康，或者非常能吃苦。这些边界的运行范围往往就是讨论的主题。

联邦宪法法院已经并将继续履行这一保护任务。接下来我们到了第二步，也就是做出人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的大的判决。

正因为有某些一致性，他才会被选中。在匈牙利和土耳其，宪法法院和政府或者议会多数之间的冲突通过填塞法院（court packing）来解决，即通过增加法官数量和任命政治上合格的法官，就像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尝试一样。

一个意大利同事告诉我，当他看到意大利电视关于柏林庆祝《基本法》六十周年的报道——勃兰登堡门前演奏着贝多芬第九乐章，到处是烟花，街道上和广场上成千上万的人——他很羡慕德国能以这样的方式，即作为一个重大的节日，庆祝宪法周年纪念日。[42]因此，R法官应该首先处理这堆文件。已经有人谈到了法官独立性的法律保障。这意味着在相应的新文件编号下创建诉讼文件。如此便更有理由钦佩确保联邦宪法法院运转非常出色的框架条件。政党政治和其他党团派别的形成对具有政治相关职能的最高法院的审议的客观性构成了最大的威胁。

作为审判庭主审法官，R法官现在必须根据其收到的修改建议完成的决议草案的强化版（konsolidierte Fassung）。接下来R女士会根据投票和案件相关文件来审查决定建议。

举例来说，2013年，分庭处理了6084件案件，而审判庭只处理了33件。诉愿人还会收到一份通知，[31]告知其宪法诉愿成功的最重要的条件。

[45]普遍的审议时间是10：00—13:00以及15:00—18:00。比如，联邦行政法院、各州的宪法法院，或者一些外国的宪法法院，比如在奥地利宪法法院，[46]助理也会参加审议。

这在意大利是完全不可想象的。[68]但是同时也很重要的两点是，能够在没有强迫和压力的情况下阐明有分歧的立场，[69]并且法院内外也不必期待在政治和公众中接受一种原则上的共识导向的审议文化，在这种文化中，并非每一个内部意见分歧都会被带到外部。[10]此外，宪法诉愿的理由具备性必须满足以下条件，[11]即根据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除了法律明确规定的条件外，还有特定的表达要求，[12]比如将被攻击的决定和其他文件——没有这些文件就不能判断宪法诉愿的容许性和理由具备性——以足够法院进行判断的方式（最好是副本）告知法院。这不仅是一种认可，伯塞斯库总统脸上难以抑制的兴奋也让我印象深刻。

附件册子包含诉讼文件的基本要素——申请、答复、被质疑的决定等等——以及在投票中涉及的判例和文献，因为不是每个法官都拥有这些材料。如今它被称为议会宫，是欧洲最壮丽、最大的建筑。

对公众而言，可能会增加这样的倾向性，即通过证明其坚持曾经接受过的立场来增加其正确性。很大一部分——几乎98%——和宪法诉愿有关。

当然，那儿也有一部电梯，但是除了伤员或者运送重物外，我没有看到过有法官使用过这部电梯。法院在这点上证明了自己是公正的审判机关。

[66]§§ 6 Abs. 5, 7 BVerfGG. 法官选举的规则被故意改变了，即由联邦议会选举的半数法官未来不能再如《联邦宪法法院法》第6条之前规定的一样（BVerfGE 131, 230 237 ff.）由联邦议会的一个委员会选出来，而是根据《基本法》第94条第1款第2句的规定，由全体大会（由选举委员会提出建议）选出。2013年受理的宪法诉愿占这一年联邦宪法法院受理的诉讼程序的总数的份额的确定，必须在诉讼程序登记的所有诉讼的数量（2013年6686件，《2013年年度数据》第A.III.2部分）和诉讼程序登记中所有宪法诉愿的数量中（2013年6477件，同上）加上一般注册登记程序中剩余的宪法诉愿的数量（2013年2365件，《2013年年度数据》D部分）（译者注：原文是s.Abschnitt D. der Jahresstatistik 2003，疑为笔误，故译文为2013年）。[77]无论如何，法院使用这些手段都是不合适的，尽管没有人能指责联邦宪法法院没有尽其所能解释宪法。另一方面，如果诉愿人等待听证申诉程序结束，他就有可能面临这样的风险，即该听证申诉没有希望，而且被判定为不属于法律手段，从而有可能由于听证申诉程序的进行而耽搁了上诉期限（§ 93 Abs. 1 BVerfGG）。

总体上看，一直有降低权利保护门槛的建议：一个宪法诉愿不仅在事实上从根本意义上讲有成功的希望。这些研究助理，通常是三十出头的年轻人，主要来自司法部门，也有个别来自行政部门或者各部委。

当存在明显的基本权利侵害时——即使不存在根本重要性，或者在诉愿人没有可以不予接受的特别严重的缺陷时，一项可受理的宪法诉愿必须被接受并做出决定（vgl. BVerfGE 90, 22 25; BVerfG, Beschluss der 3. Kammer des Zweiten Senats vom 9. November 2010 - 2 BvR 2553/09 -, juris）。）因此，匈牙利愿意撤销该规定，以及关于骚扰宪法法院的其他宪法修正案。

一个想要扮演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角色的法院，在法国无法被接受，法国对司法形成权（gouvernement des juges）的保留比德国明显多。比如，可以想一下法国宪法委员会，意大利宪法法院以及大多数中欧和东欧国家的宪法法院。